徐博东:沉痛悼念中共台灣隐蔽战線的“活字典”徐懋德老伯
2018年2月19日，大年头四晚上，蓝博洲兄忽然發微信告我：17日晚11去除黑眼圈方法,時，徐懋德先辈過世了。凶讯传来，心境甚為沉痛，但其实不感触不测，究竟结果徐老伯已98岁高龄，两天前给在汕头的陈仲豪老伯德律風贺年，他刚告我：天津的徐懋德已病危，住進了病院，以是我几多另有點生理筹备。说来我跟徐老伯只见過三次面。第一次记得是在“文革”後期，我父亲刚從“五七”干校回到北京，他嘱我去一趟天津，代他看望生病的徐老伯。那是我第一次去天津，也是第一次见到父亲常常向我提到的、他在台灣和香港從事地下事情時的老战友、老带领徐懋德老伯。那時，徐老伯一家几口人挤住在一間面积不大的没有洗手間和厨房的筒子楼一层房間里。室內只有几件简略陈腐的家具，糊口十分清贫。厥後据说，徐老伯当了天津市的首任台办主任。再過了几年，我也涉入了對台钻研的圈子，可由于忙，一向没机遇去天津看望他白叟家，向他请教。
直到2008年10月以後，我已退休在家，再也不担当北联大台灣钻研院院长，時候余裕了很多，天津涉台体系的老朋侪邵宝明，几回再三美意邀约我去天津讲學、参访。2012年10月尾，我這才又趁去天津讲學的机遇，第二次趁便去造访了徐老伯。当時，徐老伯已高龄91岁，但身体還很不错，精力矍铄，见到已颠末世多年的老战友的孩子，他很欢快，和我谈起台灣问题来，思绪清楚，条理分明，看法精炼。只是双手已微微有些抖動，头歪向一邊。他夫人顾孟琴说，這是由于患了老年性帕金森病的原因。
又過了一年多，2013年的12月23日，我和從台灣来的老友――台灣地下党钻研專家蓝博洲師长教師约妥，第三次去天津特地造访徐懋德老伯。当時徐老伯已92岁高龄了，帕金森病進一步加剧，手抖得更利害，头偏得更歪了，但是一见到咱们来，仍然是神彩奕奕，十分健谈，影象力仍然很好。咱们向他就教昔時台灣地下党的很多详细问题，他都不厌其烦，逐一详加解答。
他奉告咱们，他和他老伴顾孟琴是相差4岁的表兄妹，小時辰别离在姑苏和南京念书，相互并没见過面，厥後“逃日本”時都逃到上海才熟悉、成婚。他们两人别离结業于上海交通大學土木修建系和东吴大學化工系，受那時前進思潮的影响陶冶，在黉舍里都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
徐老伯说：“1947年12月，那時我在姑苏從事党的地下事情，由于身份表露，组织上决议讓我撤出姑苏。那時华东局在淮安，撤出来的人中，有人被放置去了大别山按照地，咱们两個也很想去那邊，但是组织上找咱们谈话，说台灣必要人，要咱们佳耦俩去台灣事情，咱们立即暗示无前提從命组织的决议。那時蔡孝乾正好到上海向组织报告请示事情，咱们就和蔡孝乾一块儿去了台灣。到台灣後，我假名‘李洁’，组织上讓我担当省工委部属的學委會委员，卖力搞學生活動。1948年头，组织上放置我與基隆中學地下党接洽。那時基中地下党布告是钟浩东，支委是陈仲豪和钟國辉。当時候，你父亲已分開基中，到台中去当國民党的县党部布告长了。”徐老伯用手指着我说。“几個月後，蔡孝乾又改派他人卖力基中的事情。那時基中的陈仲豪和林英杰卖力编印《光亮报》。”
徐老伯奉告咱们说，“台灣地下党有好几個体系，互相不接洽，此中属于华东局体系的台灣省工委是重要的，另有福建省會工部体系，属于厦門地下党，其他零零散星的也有。”
谈到台灣地下党為什麼被粉碎得那末紧张，徐老伯不无感到地说：“台灣地下党吸取党员從一起头就不严酷，這是受旧台共的影响，由于旧台共属于半地下，@一%152tm%贯對考%92K44%核@、吸取党员不太严酷，警悟性不高。厥後又由于情势的必要，突击成长了一多量党员，质量更难以包管，以是很轻易出问题。”
谈到李登辉昔時退党的问题，徐老伯说：“李登辉请求退党，组织上派我去和他谈话，但愿他不要退，我前後两次找他谈话，他對峙要退。他说他当初看過很多河上肇先容马列主义的书，一時感動就加入了党，厥後斟酌到這不是好玩的。他许诺退党後會守旧机密，同時也但愿党组织给他守旧机密。厥後李登辉被抓進頸椎痛貼布,去又很快被放出来，那時蔡孝乾等人联名公然登报号令還没有被捕的地下党员出来‘改過’，也许李登辉是服從了蔡的话而去‘改過’的吧？”
徐老伯還说：“台灣地下党被粉碎後，组织上曾假想模仿华东局的模式，省工委撤往香港，建立新的机构，带领台灣的事情，認為如许比力平安。”
至于蔡孝乾被捕的事，外界有各类版本的传说風闻，徐老伯说：“1950年1月上旬李苍降被捕，蔡孝乾带着他的小姨子马雯鹃從家里出来，多是潜藏在黄天（老台共）的家里，事情上则經由過程简吉和我接洽。1月下旬，蔡说他跑出来快一個月了，他要回家去看看怎样样了。我劝他不要去，他就讓林英杰代他去看。我原本约好與蔡碰头的時候没见到面，两次都没见到，我跟林英杰约好碰头也没见到，晓得必定是失事了。到1月29日，简吉奉告我，蔡被捕了。我正斟酌怎样办？简吉又来通知我，说蔡跑出来了，约我碰头。2月3日摆布，我和蔡见了面，蔡奉告我他是怎样被捕的。他说他讓林英杰到他家去看看，林去看事後回来跟他说，門锁得好好的，没甚麼异常，他這才归去，没想到這時辰已有人守在那邊了。”
徐老伯接着说：“和蔡碰头時我很警戒，注重察看是否是有人跟梢，并没發明。蔡说，仇人抓到他後其实不晓得他简直亲身份，只晓得他是共產党的大干部，對他還比力客套，没打没骂。问他的事變，通常仇人已晓得的他都如实说，好比郭琇琮、张志忠、林英杰等都已被捕，他也不否定。這時辰忽然拉起了警报，蔡说這是针對他的，得從速走，并约好次日在中山北路再碰头。”
“第二天，我和蔡再次碰头，俩人骑着自行车邊骑邊谈。他说他被关了好几天，他對看管说，他本来是筹算去香港的，行李放在一家木料廠，里邊有金条，可以去掏出来送给他们。四個看管一听，很欢快，就押着他去取金条。到了木料廠（老板叫黄财，地下党员），两個看管随着他進去，另两個在門口守着。木料廠里聚积有大量木料，他就乘隙從侧門逃脱了。然後就去找简吉，要他通知我和他碰头。”
徐老伯说：“听了蔡讲他逃跑的進程，我那時将信将疑，但重要仍是信赖，否则和他碰头我必定也會被捕。厥後的说法，说蔡第一次被抓後就變节了，間谍带着他去抓人，蔡乘隙跑掉了等等，這生怕是看管為了减轻责任编造的。”
“那時蔡還對我说，林英杰已被捕，讓我把事情瓜葛交给李小井，并讓我奉告洪幼樵不要走了。我说我不熟悉洪，怎样通知？蔡说那就算了！你呢，快點走！并讓我到香港後向万景光报告请示组织被粉碎的环境。”
“蔡厥後跑到阿里山，仇人讲是黄天被捕後供出了蔡的行迹，因而昔時3月中下旬，蔡在阿里山竹崎第二次被抓（徐注：竹崎是嘉义山區的一個冷僻村落，我一個台灣老友的岳父家就在竹崎，约莫二十發熱護膝,年前的春节時代，我曾随着他去過這個盛產槟榔、柑桔等瓜果、風光十分奇丽的山村，但那時我其实不懂得這就是蔡孝乾被捕的处所）。听说蔡非要從阿里山下往来来往接他的小姨子（咱们叫她‘小马’，蔡與他小姨子有暗昧瓜葛，蔡的老婆是以和蔡分离，返回了大陆老家），成果蔡再次被捕……”
徐老伯又说：“1950年3月，蔡孝乾曾派黄天去香港报告请示他第一次被捕的环境，以是仇人说黄天失落了一個月，厥後黄回到台灣，不久以後被抓。蔡的交通员刘青石，别名刘英昌，逃到香港後，被万景光派回台灣，要他想法把蔡孝乾從台灣撤出来。刘返回台灣後，想法子搞到了一条去日本與那國島的私运船，但蔡孝乾怕有伤害，不敢上船，随後不久，蔡就再次被捕了。”
那末，徐老伯佳耦俩人又是若何离開虎口從台鼻炎藥膏,湾撤出来的呢？徐老伯说：“我在台灣呆不住了，1950年3月15日，咱们佳耦俩人乘坐客轮先到澳門，然後再到香港。那時英國已認可新中國，中英两國创建了‘代庖级的半交际瓜葛’，香港不讓台灣人入境，而澳門不必要入境证，以是绕道澳門再转往香港。”接着徐老伯又指着我说：“你父亲是早我几個月撤到香港的，到香港後万景光带领我，我带领你父亲，你父亲带领潘泽國（注：别名潘渊静，後在台盟中心事情）。那時你父亲在香港的重要事情，一是领會台灣地下党被粉碎的环境；二是台情钻研；三是领會在港台灣人的环境并做他们的事情。”
徐老伯還特意奉告我：“你父亲從香港撤回上海是我通知他的。之以是讓你父亲撤回上海，除在香港的台灣間谍侦知他在香港的勾当，有可能對他晦气以外，重要仍是由于他留在香港已没甚麼事可做了。”
…………
那天，徐老伯彷佛非分特别愉快，侃侃而谈，约莫谈了两個多钟头以後，咱们怕他太累，起家要告辞，没想到他白叟家却说：“等一下，我還没说完呢！”硬是留下咱们又说了好一下子话，并照完像後才讓咱们走。我把带来的拙著四卷本《台海風云见证录》送他，请他见教，他很欢快地收下了，還饶有乐趣地掀開书籍向我问這问那。出門後，博洲兄感慨说：“前次我来采访他，他很谨严，话没那末多，今天大要是见到你這位当大哥战友的孩子，以是才铺開来谈!”我想，這也许是徐老伯早年從事隐藏阵線事情所养成的“职業习气”吧！
据我所知，暮年的徐老伯，他所心心念念的独一一件事，就是但愿咱们党可以或许早日编写出一部周全、客觀、公道、权势巨子的《台灣地下党史》，以是他白叟家掉臂年龄已高，病魔缠身，除一次又一次频仍地接管来自各方面的采访以外，還拖着病体亲身撰写回想文章，给後世留下了很多弥足贵重的资料。
岁月无情，人生有限，徐懋德老伯的仙逝，使咱们落空了又一名年高德劭的昔時台灣隐藏阵線的“活字典”。先辈未竟的奇迹——故國的彻底同一與繁华强盛，子弟有当仁不讓的责任来承当！
讓咱们祈祝徐懋德老伯一起走好！
徐懋德老先辈永久活在咱们心中！
徐懋德、蓝博洲（2013年12月23日 摄于天津徐懋德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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